人在上海，失业比解封先到

2022-05-22 08:33:04 | 来源:直面派 |

以下文章来源于直面派，作者毕安娣

| 屋漏偏逢连夜雨

于航记得很清楚，那是 4 月 28 日的下午六点，一天的工作忙了七七八八，领导发来微信消息，说要打电话 " 聊聊 "。

电话那头，领导诉说了公司的若干个难处，" 不容易 "、" 快倒闭了 "，最后于航听到了重点：要裁员，而他是被裁的员工之一。

对此，于航没有一点心理准备，他已经在这家上市家具企业旗下的数字科技子公司工作两年。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，因为上海疫情，全公司已经居家办公一个月又十天，而他刚刚在一周之前忙完了一个重要的项目。

一切都 " 进展 " 神速，和领导通话之后，包括领导、人事和于航得三人微信小群就建好了，仅仅不到 24 小时之后的第二天下午五点，人事又和他打电话 " 聊了聊 "。

和领导不同，人事唱得是 " 黑脸 "，不仅语气坚决，要求于航必须在当天下午六点前做出决定：同意离职，拿 N+1，由于拟定的交接日距离于航入职两年还有几天，因此 N 按照 1 来计算；此外，人事 " 劝 " 于航，如果不爽快同意，可能会影响下一份工作的背调。

措手不及的于航进行了短暂的挣扎，他给 12333（全国劳动保障电话咨询服务专用号码）打电话，人工客服一直没有人接听。

下午六点，于航在网上发帖求助，但是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。

七点半，在专属于航的三人裁员小群，人事和领导先后 @他：" 请确认是否同意。" 纠结了一个小时，他回复了 " 同意 "。

于航提供的微信截图

经历过 2020，打工人对 " 疫情裁员 " 这件事并不陌生，于航本人就是在两年前疫情时被裁员才入职了这家公司。居家办公不代表可以摸鱼，打工人深知自己走钢丝般的处境，对工作不敢懈怠。

也许正因如此，当裁员还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打工人会有 " 情理之中 " 但是 " 意料之外 " 的感觉，依旧是手足无措。

5 月 16 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，4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6.1%，比上个月上上 0.3 个百分点，其中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6.9%。

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定的 " 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 5.5% 以内 " 的黄线。

" 失业 " 是一种状态，它有可能来自于裁员，也有可能是此前辞职还没有找到工作，甚至有可能是在疫情之中主动请辞。

当失业遇到 4 月的上海，情况则更加特殊：一是时间久，很多居民所在的小区从 3 月中旬起已经开始封闭管理；二是生活忙碌，核酸检测、抗原自测、电商抢单、团购、取货 ……

缺少娱乐活动、物资获取有难度、物价上涨、求职机会不多，失业的打工人在 4 月的上海，日子不好过。

5 月的一天，朱晓远如约参加一场视频面试。面试官提醒他打开摄像头，朱晓远不好意思地照做，并且和对方解释：之所以满脸胡须，是因为自己为了纪念这段日子，决定解封之前不刮胡子。面试官没有为难他，说 " 还挺有个性的 "。

轻松的面试氛围没有改变令人失望的结果，这次应聘不了了之。到 5 月 14 日，朱晓远在三周时间内只参与了五场面试，都没有结果，和 2020 年疫情前同样在上海找工作的经历相比，他明显感觉到机会少了很多。

朱晓远心里有些焦虑，4 月 18 日，在被 " 封印 " 在小区里刚 " 满月 " 之际，朱晓远解锁了人生第一次被裁员的经历，被女友叫 " 软饭男 " ——虽然是开玩笑的——也是他 29 年来头一回。

和于航一样，朱晓远入职这家公司 2 年，这次的裁员他感到非常意外。

4 月 10 日，上司频繁问朱晓远要运营相关的数据，加上公司微信群里的讨论越来越少，朱晓远经常都是在 " 自说自话 "，他察觉到一丝不对劲。

近一年以来，他负责公司的知乎渠道运营，从 0 到 1 将知乎账号运营起来，虽然粉丝只有三千个，但是已经给公司导入了 30 万的业绩。

但是公司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，计算了朱晓远负责的知乎项目的投入产出比，最终决定这个项目 " 不值 "。

4 月 18 日，朱晓远的上司在微信上告知了公司的决定，第二天人事和他进行了语音通话：赔偿 N+0.5，也就是一个半月的工资，交接日定在月底。

虽然紧接着上司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肯定，好生安慰了一番，但朱晓远的心里总还是有些难受。

他和同事们聊，发现这次的裁员涉及几乎 1/3 的员工，他所在的用户增长部门总共有 35 个人，这次就一下裁掉了 10 个人，而人员流动性本来就更大的市场部门则裁得更多。

论裁员赔偿，N+0.5 虽然和劳动法规定得 N+1 比较有差距，但是和其他被裁的同事相比却是好的。虽然知道这次裁员有诸多不合理之处，但是朱晓远选择对公司给予理解，在平和之中办理了线上离职。

公司很快发了工资和赔偿，考虑到自己暂时没有了收入，他选择将到手的三万元全部用来还信用卡。没有存款，到手的钱也用来 " 填账 " 了，他开始为生活感到焦虑。

买东西比平时贵了一些，朱晓远在外卖平台买过菜，1 颗圆白菜 35 元，4 个番茄 40 元。爱喝的酒倒是买到了，平时只要一瓶 8 到 10 元，如今 18 元。虽然知道是暂时状态，但也已经持续了两个月。

本来生活颇有些 " 小资 " 的朱晓远，最近开始查如何领取上海失业补助金，如果申领成功，按照他在上海缴纳社保的时长，每月大概可以有近 2000 元。

朱晓远提供的美团外卖截图

除了赶紧找工作之外，朱晓远开始运营自己的自媒体，做酒类评测，此外他第一次考虑：是不是该离开上海了？

此前，这个念头不是没有过，但因为自己 " 对上海的执念太深 "，一直被藏在角落里。

7 年前大学毕业，朱晓远只身从郑州来到上海，在高铁站坐上小车，路灯带着树荫透过开着的车顶小窗，打在他身上，看着窗外夜色中的上海，那一刻定格在他的记忆中。开车的是朱晓远的叔叔，早年间叔叔也是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，打拼出了一番事业，朱晓远对自己在上海未来的想象，也有了叔叔经历的影子。

但是 7 年过去，朱晓远依然是平凡的打工人，没有存款，没有房产，没有本地户口，就连叔叔都说如今年轻人打拼太难。

直到这次在疫情中被裁员，朱晓远才终于停下来，和女友提起了离开上海的可能性。如果找工作依旧没有满意的进展，他和女友考虑去二三线城市，去长江三角洲的城市，或者是去女友的老家四川成都。

于航在上海已经十年，没有落户上海也没有成家，他在老家合肥买了一套房，每月房贷要还 9000 元，虽然尚且可以靠存款生活，心里也有点没着没落的。

同期被裁员的同事已经决定去苏州发展，于航的内心也有些松动，但还在纠结中。

长期的居家办公，也让一些打工人不堪重负，选择主动请辞，继而自己加入了 " 上海失业俱乐部 "。

张雨彤就是其中一员，出生于 1999 年，她是组里年纪倒数第二小的，辞职的决定也被关系好的同事说太年轻、太冲动，但她觉得自己非这样做不可。

这是张雨彤大学毕业后的第 2 份工作，公司经营软件产品，而她是 toB 的销售。平时，张雨彤在外跑业务，面访不同的公司，几乎每天微信运动都能达到 2 万步。

3 月 18 日开始，张雨桐的小区封闭，公司也同期开始了居家办公，她的主要工作从面访公司变成了打电话。

从前的业绩指标是每个月让客户开账号 30 个，居家办公后这个指标不变，但同时领导要求每个月打电话的有效（通话时间 2 分钟以上）数量是 72 个。除此之外，每天下班时需要在微信群里提交日报，每周五下班要邮件提交周报。

很快，张雨桐感到销售们之间明显开始 " 卷 " 了，规定五点半下班，但五点半就发日报的寥寥无几，而且日报变成了小作文，一个比一个篇幅长。除此之外，她还发现同事在系统里偷偷把她的客户偷偷转移到自己的名下。

原本张雨桐对于上班就到处跑业务的工作不觉得累，甚至觉得非常自由和享受，如今居家办公，她反而觉得工作强度上来了，还很心累，加上疫情下生活的挤压，渐渐令人力不从心。

张雨桐的工作日是这样度过的：早晨五点被抢菜的闹钟吵醒，迷迷糊糊拿起手机在电商平台抢单，有时会成功，有时无望地努力几分钟，在 " 今日运力不足 " 的提示中败退；纠结是起床还是睡一会儿，到八点半开晨会，还得注意领导的要求 " 精神面貌要好 "；下了晨会，照着名单给客户打电话，通话时间系统里都有记录，平均每天得打出两三个聊 2 分钟以上的电话，这在大部分客户都是 " 陌拜 " 的情况下很有挑战；下午七八点，发发日报，准备下班。在这之中，随时要准备好下楼做核酸，或者去取到货的电商或团购订单。

加班时有发生，有一次领导通知当周要做 " 工作答辩 "，张雨桐熬夜赶制 PPT。

压力大不大，身体会告诉你——整个 3 月，张雨桐的月经缺席。

4 月 5 日，张雨桐在没有告诉任何同事的情况下，直接向领导提出辞职请求。

辞职之后，张雨桐有三天什么都不做，彻底 " 躺平 "。第四天，张雨桐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新日常：摘菜做饭、健身 …… 毕业近一年，她第一次感觉自己是在生活。有天晚上，张雨桐坐在餐桌边摘菜，慢悠悠地摘了几个小时。

焦虑与迷茫还是会找上门，张雨桐感觉到在疫情中辞职的一大坏处：几周以来家既是生活的地方，也是自己的办公室，如今辞职，却完全不能进行转换——别说旅游，连出去看场电影、吃顿好吃的也做不到。

去年 9 月换工作的时候，张雨桐以毕业一年、仅有三个月工作经历的履历，不到一个月就入职了新公司。而如今，她能感到机会在变少：" 刷得多了，感觉过来过去都是那几个 HR。"

对张雨桐来说，现阶段还是以调整身心为主——在辞职之后没多久，她的月经重新现身。在她看来，真正的求职还要等解封，线上面试可以接受，但是还没有线下实地看过就入职还是显得太过冒险。

比被裁员和主动辞职都难受的，是 " 辞不逢时 " 失业在家的人。他们介于主动请辞的 " 活该 " 和被裁员的 " 无奈 " 之间，不尴不尬。

在距离上海一千三百多公里以外的陕西商洛，刘珂的求职计划也因为上海疫情被搁置着。去年 10 月裸辞的时候，刘珂只是想用两个月备考年底的 CTA 注册税务师考试，以便南下上海找份更好的工作，最好能进外企。

刘珂在 3 月发布的微博

然而由于当地疫情，原定于 12 月的计划连续延迟了三次，到了年后干脆宣布取消。刘珂和一个有相似经历的江苏朋友一起将今年 8 月的考试地点选择在了上海，边继续备考，边在求职软件上看上海的工作机会。

也许是因为时间被耽误了太久，和张雨桐 " 解封再求职 " 的想法不同，刘珂已经投递了 300 多份简历，如果有满意的工作机会，她不介意线上入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