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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蝇王》:那个让大家恐惧、疯狂的野兽,就是人心中的恶

    2023-09-08 12:54:14  |  来源:新京报  |

    《珊瑚岛》是十九世纪的一部英国儿童小说,主人公拉尔夫从小热爱大自然,他和朋友杰克、彼得金乘船周游世界,中途船只失事,漂流到荒芜的珊瑚岛上,岛上有各种热带的奇花异树,令人神往。但是,岛上的生活并不和平,三个少年团结勇敢,帮助土著人战胜了海盗,最终踏上归乡之路。巴兰坦这部小说属于笛福开创的荒岛文学传统,故事描写的都是奇妙的历险,文明战胜了野蛮。

    在威廉·戈尔丁的小说《蝇王》里,这一切颠倒了过来,野蛮战胜了文明。当一场核战争爆发后,拉尔夫、杰克(作者采用了《珊瑚岛》中同样的人名)和一群男孩被疏散到南方,中途飞机被击落,这群英国孩子落到一座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。为了自救,他们组织起来,建立起一个社会,但最后,这群孩子却变得嗜血成性,残害自己的同伴。总之,这不是一部令人愉悦的历险故事。


   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    威廉·戈尔丁。

    “景凯旋读经典”为书评周刊专栏,邀请景凯旋教授从思想角度深读文学经典。本文为第五期内容,走进威廉·戈尔丁的《蝇王》。

    作者:威廉·戈尔丁(William Golding,1911—1993),英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,一九八三年因其小说“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艺术以及神话的多样性与普遍性,揭示了当今世界的人性状况”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    “野兽不过是咱们自己”

    最初的一切都是在模仿成人社会,十六岁的拉尔夫首先想到的是生存下去,他提议用海螺召集大伙开会,让大伙从森林中捡来树枝,在海滩上筑起窝棚,建个厕所,又用“猪崽子”的眼镜聚光,升起火堆,作为求救的信号。海螺和火堆是文明的象征,代表着走出自然状态的努力。大伙齐心协力,和谐相处,小孩子在沙滩上玩耍,唱歌跳舞,大孩子坐在倒下的棕榈树干上议事,争相发言。

    拉尔夫被大家选举成为头领,他一心想要维持岛上的秩序,把窝棚和火堆视作最重要的事情。那些小家伙们都服从海螺的召唤,因为拉尔夫年龄大些,是他们与成人世界联系的纽带。可是,那些大孩子就不那么服从了,尤其是杰克,他一开始就想当头领,对于窝棚和火堆毫无兴趣,只想到丛林中去捕猎野猪。

    眼前是一个环礁湖,远处是浩瀚无际的大海,椭圆形的夜空繁星闪烁,森林里有采不尽的野果子。渐渐地,孩子们习惯了新的生活,“他们领略了早晨的各种乐趣、灿烂的阳光、滚滚的大海和清新的空气,既玩得痛快,生活又如此充实,‘希望’变得不是必要的了,它也就被忘却了。”

    电影《蝇王》(1963)海报。

    快乐的时光是从杰克戴上假面具开始消失的,他用泥土涂抹脸,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陌生人,这使他兴奋不已。“他那强壮的身体顶着一个假面具,既使大家注目,又使大家畏惧。他开始跳起舞来,他那笑声变成了一种嗜血的狼嚎。他朝比尔蹦跳过去,假面具成了一个独立的形象,杰克在面具后面躲着,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。”就像古代人戴上面具,立即就变成了不可战胜的鬼怪神灵,可以主宰人的命运。

    由于杰克率领一帮孩子去打野猪,忘记了看火的职责,结果火熄灭了,错过了一艘路过的船只。他和拉尔夫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争吵,拉尔夫感到恼怒,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杰克手下的“猎手”把脸涂抹成五颜六色,举着树枝,兴高采烈地唱着歌:“杀野猪哟。割喉咙哟。放它血哟。”事实上,当这些猎手也戴上假面具,沉湎于自己扮演的角色时,他们就泯灭了自我,变成一个整体。

    他们无力证明自身的存在,只能降服于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,而像“猪崽子”那样的孩子则被看作是局外人,他长得瘦弱,常常被大伙嘲笑,但他却是他们中最有头脑的,他坚信海螺的权威,相信科学,甚至想到制作一个日晷,以便知道时间。真正的局外人还有西蒙,这是一个神秘的孩子,常常独自躺在丛林深处,在飞舞的蝴蝶中冥思。当孩子们恐惧地说起岛上出现的野兽时,正是他对大伙说道:“大概野兽不过是咱们自己。”

    没有一个孩子能理解这句深奥的话,就连“猪崽子”也认为这是无稽之谈。他们越来越感到来自杰克的敌意,杰克已经多次反对海螺的存在,他喊道:“让规则见鬼去吧!我们是强有力的——我们会打猎!要是有野兽,我们就把它打倒!我们要包围上去揍它,揍了再揍——!”他追求的是权力,而权力是不喜欢受限制的。

    对野兽的恐惧使孩子们变得疯狂,他们用长矛互戳,玩着杀野兽的游戏,连拉尔夫也兴奋地加入进去,“加以伤害的欲望主宰了一切。”杰克带着猎手去打猎,他们疯狂地追杀野猪,并把猪头献给野兽当供品。西蒙则独自走进丛林,看着爬满苍蝇的猪头,他想象这是一只苍蝇之王,在露齿而笑,他的“眼光被古老的,令人无法逃避的招呼所吸引住”,仿佛听到蝇王对他说:“你心中有数,是不是?我就是你的一部分?”

    当西蒙爬到山顶时,看到了坠落的飞行员尸首和降落伞。他跑回海滩,想要告诉大伙真相,却被正在那里疯狂跳舞的孩子们蜂拥而上,把他当作野兽乱棒打死,他的鲜血染红了沙滩,尸首滑入水中,“轻轻地飘向辽阔的大海。”杰克成为新头领,带领“猎手”们占据了城堡岩,不再服从海螺的召唤。当拉尔夫和“猪崽子”去找他们理论时,杰克的同伴罗杰从山岩上滚下巨石,砸死了抱着海螺的“猪崽子”。

    孩子们最初建立的文明秩序消亡了,拉尔夫一个人躲在丛林中,听着远处的呼喊声:“杀野猪哟。割喉咙哟。放它血哟。”他知道自己已经形单影只,无处可逃,杰克和他手下的猎手正在搜捕他,他们甚至在全岛放火,要把他烧死。追捕他的孩子们在奔跑,在发疯似的喊叫。就在他快要被抓住的时候,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出现在面前,远处停泊着军舰。

    拉尔夫木然地看着军官,此时全岛已经烧焦。

    “拉尔夫止不住热泪滚滚,全身抽搐地呜咽起来。这是他上岛以来第一次尽情地哭;巨大的悲痛使他一阵阵地抽搐,似乎把他整个身子扭成一团。头上黑烟翻滚,拉尔夫面对着正被烧毁的岛屿,越哭越响……他失声痛哭: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,为忠实而有头脑的朋友猪崽子坠落惨死而悲泣。”

    这就是发生在荒岛上的故事,我把它复述一遍。很显然,《蝇王》不是一部儿童小说,而是一个哲学寓言。西蒙说:“大概野兽不过是咱们自己。”那个让大伙恐惧、疯狂的野兽其实就是人心中的恶。它是本然的,潜伏在每个人的意识中,遇到适合的环境就会发作。作者将这群文明的孩子置于一个原始状态,让他们暴露出本性,表明人类从文明返回野蛮,其实是很容易的。

    外文版《蝇王》书封。

    “恶的本性和文明的脆弱性”

    戈尔丁本人经历过二战,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等战役,战争的残酷野蛮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。《蝇王》出版的上世纪五十年代,正是东西方冷战趋于激烈的时期,但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刚刚过去的二战,核威胁的阴影正笼罩着全世界,故事的发生就是源于一场虚构的核战争爆发。按照戈尔丁的说法,他想通过自己的作品,促使人们去思考人性的黑暗,正视“人自身的残酷和贪欲的可悲事实”。

    电影《蝇王》(1963)剧照。

    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,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文斯称此书表现了“恶的本性和文明的脆弱性”。对于恶的认识,英国作家秉承的是莎士比亚关于人性欲望的直觉认识。在小说中,罗杰的性格残忍粗鲁,是天生的刽子手,而杰克则是极端恶的代表,他把支配别人视作自己的最高目标,不愿受任何道德的约束,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,内心有一种对权力的强烈渴望,正是这种权力欲驱使麦克白作恶。

    在奉行经验主义的英国人眼里,极端恶并不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有着形而上的深刻性,从人性本能的角度看,极端恶其实就是人心中的权力欲。至于其他“猎手”,则是弱者对强权的依附,没有他们的支持,杰克的作恶不可能成功,二者都植根于人的动物本性。这表明,人的情感和本能更容易服从丛林法则而不是文明理性,正如在康德和歌德的故乡,大多数德国人曾完全放弃个人自由,真心诚意地拥护希特勒。

    犹太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为了探讨纳粹兴起的原因,在二战期间写了一部《逃避自由》,他认为,现代性就是一部走向“个体化”的历史,人类摆脱自然和宗教的庇护,获得了个人自由,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,“自中世纪结束以来的欧美史,就是个人完全‘脱颖而出’的历史。这一过程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,而只是到了现在,它才似乎已达到了顶峰状态,才使自己摆脱了最赤裸裸的束缚。”

    但与此同时,“个体化”也使得人们失去了从前那种稳固的从属感,丧失了与世界联系的纽带,他感到孤独、不安全和无足轻重,自由成为不堪忍受的负担。古代人不自由,但不孤独;现代人自由,却很孤独。于是,人们渴望寻找新的归属,依附于某个世俗权威,甚至宁愿放弃自我,以便重新恢复与世界的联系。弗洛姆由此解释了普通德国人为什么服从纳粹的社会心理:

    “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尽快地找到能以身相伴的人,尽快地摆脱与生俱来的自由这一礼物,这一使人倒霉的东西。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到处寻找能解除他们的孤独感的人和事。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个人自我这一沉重的负担,企图通过消灭这一负担,即消灭自我来摆脱包袱和重新获得安全。”

    孤独性似乎是自由不可避免的代价,除了那些能享受孤独的人,多数人是难以承受这个代价的,他们需要有强大的归属感,这就是《蝇王》中的“猎手”们服从杰克的原因。这些孩子来到荒岛,宁愿不要自由也要归属,他们逃入新的束缚中,以换取荒岛生存的保障,就像野兽一样,只看到眼前的利益,而看不到更长远的利益,比如集体的得救。最终,他们兽性大发,残杀同类,代表启示的西蒙死了,代表理智的“猪崽子”也死了,只有代表文明的拉尔夫活了下来。

    现代人能否避免重演纳粹德国的集体癫狂?弗洛姆给出的建议是爱与工作,但是戈尔丁却没有那么乐观,只要人身上仍具有无法避免的动物性,文明就始终是脆弱的。重要的是始终维护那些普遍性的规则和价值,警惕对权威的迷思。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一点,多年后在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中,戈尔丁讲述了这样一件事,当得知自己获奖的那天,他驱车去一个英国小镇,因违规停车遭到交警的严厉处罚,办完罚款手续后,那个交警微笑着对他说:“最后我们要衷心地祝贺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”

    作者/景凯旋

    编辑/张进 王菡

    校对/柳宝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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